每年，全球约1860万人

被这一疾病夺走生命

而心血管介入手术（PCI）

是当前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常见方法

通过扩张冠状动脉并植入支架

帮助患者恢复血液流动

改善其心血管功能

而在这样一段“生死时速”的“赛跑”中

能否精准识别病人血管内的情况

成为影响手术质量的关键因素

传统的医学影像技术在观察血管病变

和评估治疗效果时存在一定局限

导致术者在PCI手术中经常遇到

影像模糊、操作困难的问题

为了改善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给患者提供更加精准的医疗解决方案

清华大学物理系2002级校友朱锐

率领团队成功研发

全球首款多模态冠脉OCT（“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技术”）系统

将成像导管插入患者体内

即能实时显示导管经过处的光学图像

这为术者提供了

更加精准的“导航”和“定位”

大大提高手术的成功率

助力打破冠脉OCT产品长期以来的进口垄断

为实现高端医疗影像设备的国产化提供可能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朱锐校友的科创世界

看看他是如何用OCT技术

为实现“健康中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为无数患者带来“希望之光”

朱锐

朱锐，清华大学物理系2002级本科生，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前身）2006级光学检测实验室研究生，2019级清华领军工程博士。目前担任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创新激光诊疗器械研发中心副主任，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副研究员，中科微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央电视台2017年《科技盛典》年度科技创新人物。

致力于将OCT技术应用于医疗领域，朱锐带领团队在OCT科创领域耕耘多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2013年成功研制出了国内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D内窥OCT系统，打破了国外产品的垄断，实现了我国高端医疗影像设备的国产化。同时将成像导管直径做到了0.86mm，超越了此前0.92mm的全球记录。朱锐领导下的中科微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不仅在心血管OCT系统的自主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还积极拓展OCT技术在其他医学领域的应用，为精准医疗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持，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目标做出了积极贡献。

坚守创业初心 用OCT技术助力实现健康中国2030

 “从毕业至今，我的研究方向从未变化，一直在研究光学相干断层造影术（OCT）。”

作为目前分辨率最高的腔内影像学技术，OCT不仅弥补了传统影像学的缺陷，也为“精准医疗”的实现提供了可能。而这样一项技术，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进口，这不仅加重了患者的医疗负担，也让医生在心血管介入手术中常常遭遇被“掣肘”的窘迫。

抱着打破冠脉OCT产品长期以来的进口垄断、实现我国高端医疗影像设备国产化的信念，朱锐带领团队在OCT科创领域耕耘18年，突破了光学领域科研成果产业化的一道道难题。

朱锐（左一）与同事在实验室中探讨实验

近二十年来，他潜心钻研高端心血管OCT系统的自主研发和产业化。现在，其于2012年创立的微光医疗已掌握全球领先的核心技术，行业地位稳居国产同类品牌第一。

2013年，微光医疗研制出全国第一台自主创新的OCT影像系统；八年磨一剑，2020年，微光医疗OCT系统正式获批上市；2021年，发布全球第一台多模态OCT影像系统，产品在北京安贞医院、阜外医院、复旦中山医院等国内心血管顶级医院心内科得到应用；2023年，成为首个国产出口OCT设备的厂家，目前已经在全球三大洲七个海外国家地区装机......

在成功背后，朱锐感叹，是清华教会了自己“行胜于言”。

2006年，朱锐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彼时对光学充满热情和研究兴趣的他，怀揣着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实际生产力的梦想，在保研推免的多个“橄榄枝”中，毅然选择了更加注重实践应用的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深圳的创业氛围很浓，这里让我坚定了把技术变为产品的信念”。

有心人，天不负。

在近乎不被人理解的坚持下，2011年，朱锐率团队获得深圳创业之星大赛初创组冠军；2012年，朱锐创立深圳市中科微光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专业从事生物医学光学影像系统研发、制造及服务的高科技企业；2017年，朱锐荣获CCTV-1“科技盛典”年度科技创新人物奖。

朱锐荣获2017年CCTV-1“科技盛典”年度科技创新人物奖

在第六届“科技盛典——中央电视台2017年度科技创新人物颁奖典礼”现场，这位从河南信阳市浉河岸边走出来的35岁青年，与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姚檀栋院士，2017年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炸药专家王泽山院士和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苏权科等科学大家一起接受颁奖。

在众多的成就与光环环绕下，朱锐依然初心不改：“我的愿望只是想致力于那些具有深远价值，但尚未有人涉足的研究领域，以更好地回馈社会。”

攻克“内窥难题”，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勇毅前行

每个人在成长的道路上都会有迷茫的时刻，朱锐也不例外。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就读时，他也曾对未来的方向感到困惑，而导师何永红教授的一番话，为他拨开了迷雾。

何老师把朱锐带到黑板面前，用笔轻轻画了一个圆圈：“大部分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完成的技术，实际只完成了一个圆圈中很小的一部分，更多待完成的，其实是技术研发后的转化，清华人应当选择做自己觉得有意义而又正确的事。”

导师的话犹如给朱锐指明了未来的路，他意识到：该出发了。

虽然对未来的选择还不甚明晰，但此刻临近毕业的朱锐已明白，自己希望深造后继续在祖国需要的领域创业，做好技术转化这件“难”而“正确”的事。而这份对“硬科技创业”的热情也成为朱锐一直坚持到现在的“源动力”。

2009年，朱锐进入香港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在读博期间，朱锐的母亲病重住院，因医疗诊断影像的模糊，大夫不能马上确诊病情，这让朱锐不禁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将OCT技术与光纤技术结合起来做内窥镜，增加疾病诊断的精确性？

这个思考，为他后续的科研和创业道路奠定了基础。

在迫切希望解决心血管介入手术中痛点的动力驱使下，朱锐开始全力以赴将自己的创新设想付诸实践。2011年，朱锐率领团队以心内血管OCT影像系统项目获得了深圳创业之星大赛初创组冠军，也由此收获了各大风投公司和潜在合作伙伴的青睐。

朱锐（中）在西安公司实验室和同事讨论研究进展（图片来源：新华社）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在同一年的高交会上，朱锐有幸结识了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称“西安光机所”）的副研究员、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米磊把朱锐引荐给了时任西安光机所的所长——赵卫。

西安光机所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专注于光学精密机械和光电子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赵卫向朱锐伸出了橄榄枝，承诺无论创业成功与否，西安光机所的大门都将为他打开。这一承诺如同一颗定心丸，让朱锐倍感安心。尽管朱锐当时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但西安光机所完善的科研平台给朱锐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出于那份对创业的热情和对技术的极致追求，2012年，朱锐选择了从香港大学退学创业，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支持下创立了聚焦心血管介入手术影像系统的公司——中科微光。

朱锐（左四）与初创团队及投资人在公司合影

通过与西安光机所和中科创星的合作，朱锐带领团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显著成果。

在成功开发出首台商业化内窥OCT造影系统后，2013年，朱锐研发出全球最小的内窥镜技术，将内窥镜导管直径一下做到了0.86毫米，打破了美国同类公司0.92毫米的纪录。

2015年，在西安光机所的科技成果展厅，一台被护士们誉为“扎针神器”的设备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那是朱锐和团队一起研发的投影式红外血管显像仪，实现了能够通过红外光精准识别出血管位置和深度，这款小而美的“神器”极大地方便了医疗人员进行扎针操作，后来也热销海内外，给朱锐的团队提供了创业的“第一桶金”。目前，累计远销至欧盟、美国、巴西、俄罗斯、日本、沙特等90多个国家与地区。

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研究OCT时，朱锐笑着说道“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希望能用‘硬科技’解决国家的卡脖子问题，那个时候没有人做，所以我就去做了”。

现在，西安光机所已经成为微光医疗的研发基地，而深圳的分公司则主要负责产品的市场化的推广工作。这种“南推北研”的合作模式为微光医疗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加速了中国OCT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广。

 “清华人不缺成就感，而是需要了解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带来成就感。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坚持做有意义的事，与祖国同向同心同行。”朱锐坚定地说。

回应社会需求 用技术创新与时代“同向同行”

创业的前10年，朱锐一直在“蛰伏”。

2017年，朱锐团队开发的OCT设备第一次进行临床试验，但是医生反馈，这部血管里的“导航仪”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用。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临床中的技术困难和真实需求，朱锐加入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CCI），这是一个由全球著名心血管专家葛均波院士创办的学习组织，朱锐成为第一期被录取的四十人之一，希望借此机会深入医生的群体了解临床的需求和医学相关的知识。

朱锐在办公室翻阅临床医疗相关书籍

 “一开始我并不是很清楚CCI具体要做什么，但这里的工作思路完全贴合了我想充分和临床、投资领域的交流需求。”在朱锐看来，了解临床医生看待临床痛点的角度，特别是介入医生需要腔内影像技术如何协助解决临床问题，才是能够帮助他真正攻克心血管手术治疗中“内窥难题”的关键。

 “医生是站在手术台前，使用工具救治病人的人，而我们，则是创造工具的人。”朱锐深知，研究出一款可以帮助医生更加精准、有效探视血管的工具，才能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切实减轻每一个心血管患者家庭的负担。

朱锐（左一）在辅助葛均波院士（左二）使用微光医疗的OCT设备进行手术

现在，朱锐会定期去各大医院与临床医生进行深入交流，调研什么技术产品适合临床，临床上缺什么技术产品，已经研发的产品如何才能更好地应用于临床。2020年，微光医疗新一代的OCT产品获得上市批准，医生使用之后给予了高度评价。

 “每一个临床急需解决的问题的背后可能都是一个科研课题”。朱锐坦言，“跟着国家的大方向走，用技术创新回应社会需求，朝着国家支持的新兴产业方向去努力，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相契合，以实际行动积极回应社会的真实需求，这才是清华人应有的担当。”

当被问到是什么支撑着他一路走过来，朱锐笑着说，“人是很难背弃自己的理想的”。在他看来，很多时候，科学家研究的内容在外界眼中并不是那么“实用”，但朝着这个早期“不被看好”的方向努力，却往往可能收获意外的成功。

回顾自己这十余年的艰辛创业历程，朱锐深有感触。他坦言，自己和团队在起步阶段并未抽到一张“好牌”：“当时的OCT技术相当冷门，但我们这群因热爱而集结的创业伙伴，却凭借着这份热情共同奋斗了这么多年。最终，能够坚守到最后的，也正是我们这些心怀热爱的人。”

目前，朱锐和团队最新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多模态冠脉OCT系统，已经成功将全球领先的斑块光衰指数（IPA）、智能钙化评估（ICA）、虚拟血流分数（VFR）三大技术融合在分辨率最高的冠心病诊断工具OCT平台之中，使用一根成像导管、在一次回拉扫描后即可获取所有诊断数据，这一进步显著地缩减了PCI手术所需的时间，并有效降低了治疗成本。

在推进中国高端医疗设备与国际全面接轨的道路上，朱锐和他的团队成为国内真正的“领跑者”。

 “选择比努力重要，做人比做事重要”

回忆起自己在清华园里奋斗的日子，朱锐眼神中闪烁着光芒。“本科毕业的时候，顾秉林校长说过两句话，我至今印象还非常深刻，他说：‘选择比努力重要，做人比做事重要’。在社会上打拼越久，越能体会到这两句话的真谛。”

微光医疗的核心团队来自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北大医学部，华西医学院等著名院校，朱锐感慨，除了共同的对于技术的极致追求，他们还拥有着相同的“选择”——那就是对这个行业的热爱。这种热爱，如同磁石般吸引着他们，让他们汇聚在一起。“一个创业公司其实聚集的就是一群喜欢同一件事情的人，相同的喜好会在共同的目标下汇聚成巨大的能量”

为何选择深圳？朱锐坦言：“一开始我本来想在香港创业，但何永红教授一直希望我毕业之后还是能回到深圳，他深信，深圳在科技创新领域正站在一个崭新的起点，即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前路漫漫。何永红教授的话给朱锐的创业之路埋下了一颗“火种”。

2015年1月，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以下称“大会”）在北京召开，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年6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要推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战略新兴产业板；2018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设立“科创板”......

国家一系列针对“硬科技创业”的政策扶持，为朱锐这样的创业者注入了强大的信心和动力。

 “2015年以后很明显地感觉到‘起风了’。”朱锐感慨。2016年2月22日，科技部召开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视频会议，赵卫作为众创空间代表之一，分享西安光机所的经验和做法，这也更加坚定了朱锐继续做技术转化的决心和信念。

 “没有最好的那条路，只有正确的那条路。”选择在国家需要的领域发光发热，朱锐相信，自己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谈到创业中的困难时刻，朱锐感慨，自己也曾有过动摇、甚至想要放弃的时候。然而，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团队里一位挚友在劝慰他时说的一句话至今仍让朱锐记忆犹新：“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正是这样一束束同行路上的渺渺微光，给了朱锐前行的无限动力。

朱锐在去往西安分公司路上开视频会议（图片来源：新华社）

 “我希望能和既有学术追求、又有创新热情的人一起合作，这是所有‘微光人’的‘共同基因’”。走过十余年的艰难创业路，朱锐表示，在自己探索出来的新创业模式下，原先八年的路，现在用两、三年就可以走完。“未来将会是一个硬科技创业的时代，选择一个正确的技术创新方向非常重要。”

朱锐透露，他目前正致力于开发OCT技术的“2.0版本”，旨在将原先的生物光学激光医学技术有效转化成临床的高价值工具，这也是他在未来五到六年中需要重点攻克的“难题”。

 “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

直至如今，朱锐依然带领着团队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道路上勇毅前行。如今他所引领的OCT技术，正在以高分辨率和智能化的特点，成为冠脉医生植入支架的“第三只眼”，帮助越来越多的患者恢复健康。也正如他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写到的：“人生很长，让我们保持信念，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朱锐正在用自己的点点“微光”，照亮行业的前行之路。

为什么要坚持做专业转化？面对提问，朱锐的回答显得坚定而简洁：“希望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道路上摸索前行，希望用微创光学技术来服务国民健康。”

  “比起清华前人，我的选择真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如他喜欢真诚的人，他本身也非常真诚。他说：“我觉得创新本身就是导向应用的，在实验室里研发的新技术，最终能应用到到国家需要的领域中去，才是一个真正的‘闭环’。”

 “微光虽渺,万丈成炬”。在为国家医学科研成果转化前进的道路上，朱锐一直在用自己坚实的脚步将清华人的“行稳致远”践之于行。

依托清华优势学科

融合不同的学科技术

为打破国外垄断

实现国家自主的医疗技术创新努力

朱锐一直在这条“难”而“正确”的道路上

披荆斩棘 无畏前行

部分资料参考：《中国科学报》、《人民日报》（海外版）

文：戴雨静

图：受访者提供

审核：陈超群

鸣谢：深圳市清华大学校友会

当人们谈论中国改革开放，会从深圳经济特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说起；当提起蛇口工业区，自然会评说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而说到袁庚，我们可以从一位清华校友讲述的经历，领略这位中国改革先锋的胆识和锐气，体味蛇口工业区的艰难和辉煌，感受改革开放的跌宕起伏和波澜壮阔。

余昌民是袁庚的部下、学生和忘年小友，曾经和一批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们在蛇口奋斗拼搏，创造奇迹。在余昌民的散文集《人是天地间多彩的云》的书衣有如此的描述：“文理双栖滋养了清晰理路和人文情怀，琴棋书画沾溉了文人气质与艺术心灵。”

我们去拜访他在深圳蛇口的住所。5个小时访谈中，他娓娓道来：时代的洪流、命运的播迁、岁月的磨砺和生活的跌宕。在他平静而动情的讲述中，能真切地感受到一名改革者的坚定和睿智，一名清华人的赤忱和纯真。

人物简介

余昌民，武汉市人，清华大学电机系1964级校友，1970年进工厂。1979年考上清华大学经管系研究生，其间赴日研修。1983年投身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历任企业管理研究室主任、发展研究室主任、蛇口工业区董事总经理助理。现任深圳市清华大学校友会副会长（荣誉秘书长），清华大学校友围棋协会理事长。

“清华的招贴拨动了心弦”

1946年，余昌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在西北师大、中南财大任教。父母的善良和抚育儿女“正直做人”的用心，铸就了余昌民温良、和善的性格底色。

“我的母亲留给我一份珍贵的‘遗产’——详细记录我和妹妹成长点滴的《抚儿日记》。后来等我有了孩子，我也把他们成长的稚趣和酸辛用孩子的语言记写下来，序言就叫《把儿时的光景还给你》。儿女成家的时候，我也分别把日记本送给他们。我感谢我的母亲，我想总有一天他们也会感谢我。”

从小浸润在大学校园，余昌民对阅读、绘画、音乐、体育萌生了浓厚的兴趣。说起小时候的兴趣爱好，他像个孩子一般，快乐地细数那些斑斓的童年往事。“小学二年级时我就用父母的图书证在大学图书馆借书看；我家隔街就是省图书馆，为了能借书回家读，我凭画板报去当了服务员。我喜欢绘画设计，得益于从小就收集邮票、烟盒、和糖纸；我酷爱音乐，是从父母大学校园、省图书馆的广播受到的启蒙，那时每天轮回播放的中外经典歌曲、乐曲、电影插曲在我心中埋下了一粒粒种子；我跟初中同学学笛子、跟邻居省亲的大学生学二胡，后来在清华学笙，又心有不甘地苦练了小提琴、大提琴和手风琴……我从小就爱打乒乓球，蹭大学生的台子；踢过由小到大的各种足球，小小个儿参加花式表演曾经是中学午间的一道风景。”也许因为同一股灵性，余昌民的高中毕业考试几乎全部满分。

余昌民回忆，当年在教室走廊里看高校的招贴，其中有一版“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当时真没看懂，就觉得这12个字拨动了我的心弦。”

1964年，余昌民如愿考上清华大学电机系，分在工业企业电气化自动化专业。1966年6月6日正在西大操场上体育课，忽见人群络绎向西，原来是赶去北大看大字报……随即清华也像失速的马达，冲撞跳踉，不可收拾，眼见共和国跌入“史无前例”的乱象之中……那忘不了的体育课呀，竟然是在清华念书的最后一堂课！

1970年3月“零字班”毕业了，他朝大礼堂看了最后一眼，告别了清华园。他说：“那时候，我的行囊里有三分之一是清华传统的沾溉，三分之一是‘浩劫’磨难的体验，还有三分之一是与工农兵接触的感受。”

背上这件“行囊”，余昌民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回到老家武汉，开始了他的工厂生涯。

“报考研究生对我来说是背水一战”

在武汉冶金机修厂，余昌民当过钳工、电工，然后成了电气技术员，由于勤学、能干、真诚随和，又会吟诗、作曲、写剧本，屡屡为武冶厂争光，很快得到了师傅们的好感和厂领导的青睐。但余昌民心中始终有一个结：“虽然师傅、青工都喊我‘大学生’，但我自己心里有数，专业课没上过，靠自学和下苦功，又能走多远呢？”他曾多次打听母校是否有“回炉班”……时间一晃，就是八个春秋。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如余昌民一般的学子们迎来了重大的人生机遇。“就像是赶一趟末班车，赶上了人生就改变了，这是补偿历史亏欠的唯一的机会。报考研究生对我来说是背水一战，只可胜不可败。”就这样，他开始了一整年扎实备考的漫漫征途。

那时候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女儿刚刚出世。妻子是子弟学校的数学老师，为了支持他拼搏，默默承担起四口之家生活的一切。9平方的蛰居限电十天有九，电石灯蛇信似的火苗抖动，害得他眼睛疼了好一段日子，于是车间办公室成了晚饭后温课做题的唯一选择，夏天吊扇呼呼，冬天铁炉余温，陪伴他度过了四季夜晚……

他把十多年前高等数学、电工基础的习题集全部做了一遍；俄语荒疏了，偏巧自修了8年日语（书页经身揣手摩已薄如蝉翼），居然成了强项。唯有专业课必须自学，大部头《现代控制工程》（日本绪方正彦著）厚重如砖，数学推演森列，余昌民咬牙下决心：“就算是一块铁砖头，也要啃下来！”幸亏……

这时他忽然收到大学班长姜彦福的一封信——他毕业留清华，正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的筹建工作，突如其来的这封信改变了余昌民原打算报考华中工学院的选择，从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姜彦福1979年的信里鼓励他报考清华经管系，他写道：“我们国家太落后了，这也落后，那也落后，而管理科学更落后，国家要上去，这是绝对不可少的……这门科学是真科学自不待言，以其深度和广度也是一般人所不知的，我深信，它的影响和作用要比一般学科更深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新学科的开拓者，这门以运筹学、控制论为基础，以信息论为理论，以计算机为工具的新学科必将在中国大地上扎根，我预料它给民族带来的作用要超过一般技术学科。”

信中的字字句句如及时甘雨润泽了余昌民的心。在接下来的日子，余昌民完成了改变命运的一次冲刺，最终以日语第一、管理专业总分第二的优秀成绩重返清华，成为首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

当时有一个玩笑性质的小插曲：余昌民很快得知了考研的成绩。录取通知书到工厂后，车间主任找余昌民谈话：全厂文艺汇演在即，你要为车间创作一个节目，否则没那么容易走。主任的眼角在笑，他的心里在笑。余昌民选了一首诗，没多久就谱写成了男声四重唱歌曲《云姑娘》，“换取”了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我需要一个舞台、一个试验场”

1980年，日本企业界巨头冈崎嘉平太访华会见邓小平，为支持中国“四个现代化”创立日中青年研修协会，选拔青年企业管理者赴日本企业研修，辅以社会考察。在首批研修生中，余昌民是唯一的在读研究生。在日一年，余昌民在著名企业各个部门体验、研读与探讨，也在中小企业观察、感受与交流，与不同阶层同吃同住同相处，取得了远超预期的收获，这一经历不仅使他见所未见、知所未知，更形成了结合中国国情的理念与思考。他的勤奋与简朴，连同歌唱与围棋，受到东道主的称道。

回国后，余昌民完成学业，交上了一篇平实无华、立足现实、跨界思维的硕士论文：《IE（工业工程）与企业素质的改善》，融进了在日研修的心得，始终聚焦在对人的积极性的探索。已在国家经委工作的同门师兄得知后说：“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呀！”

1982年，新的研究生毕业分配原则有了人性化的变化：“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铁定留校的余昌民突然面临选择：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筹建在即，系领导提出了“妻子借调、孩子借读、住房借用”的“缓兵之计”；再一个是到国家经委走公务员的路，导师叹道：“国家机关的办法也许比清华多。”

一天傍晚，他站在在宿舍台阶上与老同学聊天，第一次听到了“蛇口”的名字。“他们的头儿来招人。那里是经济特区，你去挺合适，”老同学如是说，“没有包袱，没有顾虑，没有条条框框，没有疲沓和说风凉话的人……”转天又飘来另外的声音，有人说那里一是“蛮荒之地”，二是“鸟语比外语还难”；三是自古粤人排外（此说无据）；也有人考虑：孩子将来如何稳当上清华呢？

忽闻蛇口工业区的开创者袁庚正巧在北京。团委小曾（在交通部工作过）热心引见，于是便有了1982年冬日两人骑车夜访的一幕

“第一次和袁庚聊天，我们谈了蛇口和我自己的情况。看得出来我的专业、学历、工作经验和出国经历与蛇口当时的需求非常吻合，他像猎人面对一个找上门来的猎物一样喜出望外。接下来，我们越谈越宽，他喜欢谈美国，我谈日本多。从西方说到东方，从东方拉回西方……”一老一少两个理想者聊得兴味盎然。

“袁庚开放的思想，平易近人的态度，让我觉得自己到蛇口是能有所作为的。我当时需要一个舞台、一个试验场，需要一个信任我、赋予我必要权力的环境，来推进我所想做的事情。现在细细想来，只有这一个动力，可以使我不考虑其他的因素，不顾一切地来到蛇口。”

余昌民说，工资待遇、住房条件他一概没有要求，心里所盼，只是施展的舞台和一家四口的团聚。

多年后，袁庚的左膀右臂梁宪神秘地透露，当晚袁庚给他打来电话，难抑欣喜：“挖到了一个‘宝’！”

“清华失一小余，无妨大局，蛇口得之，如虎添翼”

1983年3月，袁庚邀请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南下考察“改革开放试管”蛇口。校长要经管系派教师陪同，经管系指定了余昌民和另一位教师——希望校长对余昌民留下印象，亲自出马留人。

第一次来到蛇口看到的景象，余昌民今天依然历历在心：“海滩上浅波晃漾，有许多集装箱改装的小屋，几处不大的工厂、几栋工业厂房，其他除了工地，就是荔枝林。”这番景象也许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但是当遇见踌躇满志的年轻干部、散发诗刊小报的清华毕业生、身着多彩工装在晚霞中飘过的青年女工，余昌民感受到了一派清新、蒸腾的新气象。

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渡海赶来，极富感染力地向清华来客介绍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和改革探路的蓝图，余昌民的心里一首朝气蓬勃的协奏曲已经奏响。最后一晚细雨蒙茸，梁宪悄悄对余昌民说：董事长向校长谈了他的毕业分配问题，刘达校长委婉地回答：“我个人不便决定，回京后研究吧。”

“在人生的关键路口，需要奋力而争。”回京后，余昌民给系领导写了一封诚挚的信，表达了投身蛇口的意愿，分析了关注开放前沿、支持改革试验、研究经济现象、结合清华教育几层关系。几天后，经管系主任董新保来到宿舍与余昌民谈话，传达了批准他分配到蛇口的决定。董老师最后说了一句十分暖心的话：“即使你没有选择留下，也不会改变我们对你的看法。”

回忆及此，余昌民感慨地说：“老师的评价是无价的财富。纵使我飞向了远方，这笔财富也将伴我终生。”

一天，接系办通知，余昌民去校长办公室，刘达校长递过一封袁庚的来函，当余昌民读到“关于小余之事，同志们对您的大公无私精神至为赞佩，清华失一小余，无妨大局，蛇口得之，如虎添翼……行看清华桃李满天下，工业区将受其惠”，不禁双目莹然……校长温和地说：“你就留作纪念吧。” 

这封信承载着一个时代、两个善良通达的领导人和一则感人的佳话。

这封信永远被余昌民珍藏着，也展示在深圳博物馆和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他说：“虽然‘如虎添翼’是礼貌谦和的说法，是对清华大学的褒扬，但也是对我一生的鼓舞和激励。”

1983年夏天，余昌民举家从武汉迁往蛇口工业区。家中最值钱的几大件：一副棕床、衣柜、厨柜、书柜、一辆自行车，全部火车托运到了南国，正在管理干部培训班受训的清华年轻校友们纷纷协助卸的车。

 “我把最重要的岁月留在了蛇口”

余昌民1983年7月到蛇口的时候，蛇口工业区刚刚完成从建设指挥部到管理委员会的转型，他从企业管理室业务员做起。除了招商引资、服务协调的日常工作，他还留心调查研究，撰写了蛇口三洋（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外国独资企业）调查报告，指出以香港职员为主的管理有别于“日本式管理”，也阐述了工场长（车间主任）相对的独立自主权较传统的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与积极性。他还撰写了“海上世界”（法国退役邮轮改造的旅游设施）经营诊断报告，分析了管理中的疏失，提出股东追加投资才是用好“金字招牌”（指邓小平题字）、企业振起的唯一出路。这两份报告起初无声无息，一直到袁庚董事长阅后，大加肯定，写下重要的批示，才为时人所重。

余昌民历任企业管理室主任、发展研究室主任，蛇口工业区总经理助理，是第二届董事会的民选董事。换届以后，曾任蛇口工业区文化艺术发展公司总经理。

余昌民领军的发展研究室，工作涉及蛇口工业区的制度设计、改革研究、发展规划、项目策划、区外拓展、人才培育、文化塑造、社会调查等项工作，被称为蛇口工业区的“智囊团”。他在发展研究室的时光找到了自己，展示出能力与风格。

“当我力所能及地自主耕耘一块土地的时候，自然地注意营造适合对蛇口有用之材栖息与施展才能的环境，幸亏又有蛇口高层的理解和人事部门的配合，一批素质较高、知识结构较新的综合型人才陆续靠进了这个小小的港湾，找到了发育的空间和日后壮阔航程的起点。”余昌民的书中说。

一份《研究室公约》不胫而走，被传抄，被《读者文摘》转载，有人被文中的氛围深深吸引，迈开了奔赴改革前沿的步伐。互联网上称之谓“史上最牛的办公室公约”。

余昌民说，《公约》本来是无心之作，寻常的部门规范，同事唐文勇起草，余昌民翻新，但其中的人文关怀与理性光芒，以及既温文尔雅又清丽飘洒的文字，让它成为一笔润物细无声的精神财富，犹如晴朗的天空，有一种浏亮的士气、放达的豪情。

他说，自己把最重要的岁月留在了蛇口，从37 岁开始，15个春秋冬夏。

在清华大学建校107周年之际，深圳庆祝大会特别安排了“改革开放四十年 致敬清华老学长”表彰仪式，余昌民在感言里说：“在蛇口，我做了三件事：一是作为袁庚的学生，做了得到他认可的工作；二是吸纳、识拔了一批人材，他们成为了今天招商蛇口的栋梁；三是出手了一篇撩动过许多人心旌的《研究室公约》。”

“袁庚不仅是工作上的领导，更是我的人生导师”

回忆起陪伴袁庚的时光，余昌民的双眼闪出亮光：“袁庚不仅是我工作上的领导，更是我的人生导师。”

余昌民有不错的艺术感觉（2022年将校友诗作《山里的孩子思念你》谱写成了四部混声合唱），在工作中多次编撰、设计《蛇口工业区投资指南》与《招商局集团》大型画册。他清新的文字、富赡的意境、特别是精神认同与风格把握引起了袁庚的注意，因此时常从袁庚那里捕捉睿思，一起商榷文字。如1990年版《招商局集团》画册《前言》的最后一段，至今读来依然使人气爽，有提缰跃马的冲动：

    我特别要提到蛇口工业区，这个充满朝气、性格开放而又永不知足的港口社区是我们和国内外投资者以及数万名员工的共同作品。她毕竟不是完美无瑕的，但是她那吸纳人类文明精华的强烈动机使她同时具备了对于各种挫折的承受能力。我深深体会到，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比引进资金和技术远为艰难，而唯有如此，即给人以尊重、关心和理解，激发观念的进步，他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释放出无可估量的能量。

1990年版《招商局集团》画册内页。

       余昌民曾为总参撰写袁庚小传，限200字。原稿最后一句是：“1993年退休，其传奇般的经历、卓越的胆识和极富魅力的人格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页。”袁庚阅后，对全文只修改了最末一个字——将“一页”改作了“一笔”。余昌民说：“古有‘一字师’；今天这一个字的改动，映带出的是袁庚的文化、智慧和胸襟。”

余昌民随袁庚出席在法国举行的活动，被安排在招商局创始人李鸿章住过的大饭店下榻。（1993年9月，巴黎）

1998年，为迎接蛇口工业区二十周年，《见证蛇口》一书请袁庚作序。袁庚采纳了余昌民关于“爱迪生的灯”这一取喻的建议和保留老人一贯风格的恳求。《记忆、理想与爱迪生的灯》一文的结尾，

如今已经化入了蛇口人的心中：

    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八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暂的八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的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确确留给了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

余昌民幸运地有许多往袁宅趋庭聆教的机会。

在余昌民心里，袁庚具有高瞻远瞩的远见、冒死而为的胆识、清廉身正的恪守和长袖善舞的智慧，是一位开拓型、魅力型和情怀丰满型的领导和改革家。

       2016年1月31日，袁庚逝世，享年99岁。余昌民闻讯，含泪提笔写下挽联：“蛇口人醒来，悲情化入遍地冷雨；老爷子走了，爝火已成漫天云霞。”后来，余昌民又撰写了一个正式的版本：“半生戎马固我江山智勇双全老战士，一心图强重铸民魂彪炳青史改革家”，这副挽联用在了袁庚备极哀荣的官方告别仪式上。蛇口人说，这30个字准确地概括了袁庚老人的一生。

这样的手迹，余昌民视为宝物珍藏着。

“人有波峰低谷，莹莹清华如灯”

1989年至2000年，余昌民担任深圳市清华大学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秘书长。那是在互联网诞生之前，余昌民主编了邮发小报《清华人通讯》，内容除了母校动态、校友佳作、合作商机，还有 “征婚启事”，扎扎实实地为校友服务。他还将校友会活动按从业与兴趣划分了“板块”，以适应深圳这一创新兴业之地的特点。

许多校友多年后还记得余昌民的一次“大胆”之举：有一年校庆活动，嘉宾、政要已经到位了，政协礼堂前厅仍然熙攘鼎沸，余昌民见状，走到台上，示意关了音乐声，开始讲话：

“我最幸福的日子，是在一个女人的怀里度过的……”全场哑然，人们开始往里涌，泛起的嗡嗡声一点点增大；

“那就是我的母亲。”哗的一声，像高闸泄水，然后是笑声；

“我最留恋的时光，是在一个摇篮里的金色的时光……”笑声收住了；

“那就是我终生怀念的清华园！”    

在骤雨般的笑声、掌声中，他宣布纪念大会开始。

近年，余昌民被深圳校友会推举为“名誉秘书长”。

“我还有幸见证了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和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创立和成长。”深圳在余昌民看来，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是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地利”，牢牢把握，善加发挥，必能形成特色，而特色是制胜的利器。

2023年5月，在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举行的深圳校友会四十周年座谈会上，余昌民深情地回顾了几段往事：

“1984年第一次在深圳参加校友活动，是在东门（现在的麦当劳光华店附近）的一家二层酒楼上，那时十来个人，说着事，吃一块碟子里的饼干。1988年校庆活动移师蛇口碧涛剧院，有400多人参加，袁庚也来了，他的讲话睿智风趣的开篇——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和满清留美学童乘船越洋看清华与招商局的渊源——令所有人印象深刻。”

“有一年会长、我和市长的同班同学前去邀请市长出席校庆活动，眼见市长‘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几无暇隙，很难插话细述，这时会长示意我，我开始说：‘校友情谊伴随一生，全世界不论总统还是平民，都非常重视；人生潮涨潮落，校友关系永远不会变。’这时市长抬起头，顿住，说：‘好吧，我去。’”

他又说，“我的知识和眼光是在清华大学的摇篮里形成的，母校赋予了我信念、勇气和力量。母校永远是我们的老家。”

访谈的最后，77岁的余昌民说：“我有三句话分享给清华校友：一是勿辱母校之门楣；二是勿薄校友之情谊；三是人有波峰低谷，莹莹清华如灯，需要时，我们永远可以回到母校的怀抱。” 

1988年，深圳的清华校庆活动在蛇口碧涛剧院举行。（前排中：袁庚与罗会长，右二：余昌民）

2018年，深圳校友会为献身深圳的清华老学长庆功。（右二是余昌民，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文：林洲璐

编辑：戴雨静

图：受访者提供

鸣谢：深圳市清华大学校友会

审核：陈超群

徐卫国（黄尹思摄）

徐卫国：1961年生，江苏南通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未来人居研究院常务副院长。1986年留清华大学任教后，他一直从事建筑设计及建筑理论研究。2003年以来，他通过教学、工程、策展、出版等方式，持续推动数字设计及数字建造研究。曾获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计奖·建筑教育奖、世界建筑新闻奖“最佳技术运用奖”金奖、世界建筑节杰出设计奖等。

橙色的机械臂，如人的手臂般灵活移动，前端的3D打印系统正在“打印”建筑……在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未来人居研究院一楼的实验室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徐卫国正在指导学生进行3D打印操作。“我们研发的打印新工艺，将应用到更多智能建造中。”徐卫国说。

2000多公里外，在河北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武家庄村，有一座很特别的农宅。这座建筑，正是徐卫国与团队采用3D打印混凝土技术建造完成的。

如何用3D打印技术建房子？智能建造如何从实验室走进人们的生活，前景如何？徐卫国向记者娓娓道来……

从墙体到屋顶，完全采用3D打印混凝土技术建造，并依靠机械臂完成施工

武家庄村村民赵秀娟家的墙上，有一张与徐卫国的合影。照片背景里的老房子，已被这座3D打印建筑取代：编织纹理装饰的外墙、圆拱形的屋顶、镂空的围墙……新居与村中其他农宅很不一样。

更不同的是建筑过程。从基础、墙体到屋顶，农宅的建造完全采用3D打印混凝土技术建造，并依靠机械臂完成施工。用赵秀娟的话来说，3套打印设备“就像挤牙膏一样”，“打印”出混凝土材料，一层层向上累加，房屋的基础、墙体等部分便渐渐呈现在人们眼前。屋顶则在单独打印完成后，用吊机安装到墙体上。

“简单来说，智能建造指的是用机器人或者智能系统替代人进行房屋建造。”徐卫国说，机器人3D打印混凝土技术的优势在于效率高、质量高等，还可以建造出各种优美的不规则曲面形体。

如何让3D打印建筑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这几年，徐卫国没少往武家庄村跑，他指导的好几篇研究生的论文，也是围绕武家庄村的3D打印建造展开的。

“我们的很多成果是在工地上取得的。有一年冬天，我到农村调研，发现有的村民家中窗户透风，保暖性有待提升。”徐卫国说，在设计武家庄村的农宅时，团队结合3D打印的特点，对墙体构造进行了创新性设计，形成“结构—装饰—保温一体化墙体”，让房屋变得冬暖夏凉。

“只有在实际操作中反复验证，写出的程序、开发出来的技术才能更好地应用于实践，3D打印建筑工艺才能得以不断完善。”徐卫国说。

武家庄村的农宅，并非徐卫国团队完成的第一个3D打印建筑。在一个又一个“工地”上，3D打印建筑成果落地生根——

上海宝山区智慧湾，一座形似飘带的3D打印混凝土步行桥引人注目。两台打印系统共用450个小时打印完成全部混凝土构件。

广东深圳宝安3D打印公园，蜿蜒的道路和自然起伏的地形融合，如清泉流淌于溪谷间。3D打印混凝土技术在建造特殊曲面造型时的优势，在该公园中得以充分体现。

拱桥、公园、书屋、民宅……徐卫国的作品，从实验室走到了人们身边。他说，希望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助力行业升级，改善人们的生活，“科学研究就应该为社会服务”。

深耕20多年，数字建筑设计逐渐变为现实

这些年，徐卫国团队的3D打印建筑作品不断涌现。成果背后，是他20多年来在数字建筑设计领域的深耕。

2003年，徐卫国在国外一场名为“非标准建筑”的展览上第一次接触到数字建筑设计。如何运用数字技术在电脑里生成建筑形态？这些设计能否被实际建造出来？徐卫国开始了在数字建筑设计领域的探索。

“数字技术与建筑设计的结合形成了数字建筑设计，主要是通过算法、程序来生成设计方案。”徐卫国说。

以深圳宝安3D打印公园为例，团队通过算法模拟人群活动，在人流密集区域布置主要景观，再利用奇异吸引子算法生成公园总平面的雏形。随后，对公园总体规划进行设计建模，完成3D模型。在建立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打印路径规划，并将代码传输给机械臂。“通过算法，数字建筑设计能够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徐卫国说。

近年来，徐卫国意识到数字设计是智能建造的前提和基础，开始重点研发以3D打印为主的智能建造技术。从一场展览的启发，到一个个建筑的落成，20多年时间里，徐卫国关于数字建筑设计、智能建造等的设想逐渐变为现实。

“实际上，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徐卫国说，自己也遇到过一些质疑的声音，比如，新的设计方法是否可行，能建多大的房子，性价比高不高，等等。“但坚持做下去，总会有新收获。”2020年，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提出加大智能建造在工程建设各环节的应用。徐卫国深耕多年的技术有了更多用武之地。

是否庆幸于自己的探索与坚持？“如果没有及早意识到数字建筑设计、智能建造的广阔前景，没有早去做研究，那就是我们的失职。”徐卫国说，“科学研究就是要有前瞻性，要看到未来的需求，不断探索、求新。”

激发学生想象力，探索未来建筑的各种可能性

如何在火星上建房子？

采访时，徐卫国刚刚为学生们上完一节建筑设计专题课。这门课上，学生们要围绕“火星居留地”进行设计。

“在火星上，人轻轻一跳，就比在地球上跳得高很多——火星上的建筑，与地球上的建筑也完全不同。”徐卫国说，他想激发学生们的想象力，探索未来建筑的各种可能性。

他讲授的建筑设计专题是一门讨论课，学生在课下完成准备工作，上课时展示自己的成果，老师进行点评、提出建议。

“刚才这节课上，我们讨论了各个小组的建筑设计任务书。我们要自己设定‘火星居留地’上的人物和背景，在此基础上进行建筑设计。”刚上完课的学生李洪君兴奋地说。

听上去有些科幻，但这其实与建筑设计息息相关。“人物之间的联系，其实是建筑空间关系的一个参照，会转换成空间之间的关系。”徐卫国说，课程中的每一项任务，都对应着实际的建筑设计过程。

徐卫国关注建筑的未来，也关注学生的成长。1983年本科毕业后，徐卫国读研期间就开始担任课程助教，距今已有40年。在他看来，启发、引导、交流，是教师工作的重点之一。“现在获取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找到答案并非难事。如何启发学生找到新知识、新方向，是最重要的。”他说。

“徐老师很尊重学生的意见”“徐老师的创新意识令人佩服”……徐卫国指导的研究生们，在创新的氛围中不断成长，他们围绕未来城市及支撑技术、数字建筑与智能建造、技术人文等领域开展研究。

他们把目光投向未来。  

记者手记

始于兴趣 源自责任

采访结束后，徐卫国匆匆赶往机场，去外地进行授课。年过60岁的他依然奔波在各地的教学和“工地”现场，探索智能建造前沿，创新的热情不减。

创新，始于兴趣。回忆刚刚开始研究数字建筑设计的情形，徐卫国说，新兴事物，总是让人心潮澎湃。当时虽然研究条件有限，但干劲十足，制定年度工作计划，一下子能写好几页。

创新，也源自责任。在徐卫国看来，随着智能建造的发展，建筑工人的体力负担将不断减轻，建筑将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人居环境将更加舒适。心怀这样的目标，也激励着他矢志创新，不断推动技术进步。

原文链接：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4-01/10/nw.D110000renmrb_20240110_2-06.htm

来源：人民日报

记者：吴月

封面设计：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