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下午，汇丰(HSBC)环球银行和资本市场部董事总监蔡祥先生做客我院金融时代论坛，结合当今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金融业自身特点，就金融危机后的宏观环境、银行在新环境金融监管下经营模式的重新定位以及中国金融改革的相关思考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蔡祥先生看来，虽然当今世界的金融监管尚未形成特别明确的方向，但是未来监管的重点已经凸显，资本、衍生品、银行风险操作以及经营模式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话题。

“资本是金融监管的核心话题”，蔡祥先生表示，“银行被要求保留的资本金与其是否从事风险较大的操作直接相关，因此，国际监管者在资本监管上的行动较为明朗，最为明显的动作是巴塞尔协议Ⅲ。”蔡祥先生认为，巴塞尔协议Ⅲ的宗旨是使得银行有更多的资本来抵御风险和困难，“资本范围的确定，以及如何根据各种金融活动的风险调整风险资产权重表现出了监管者和银行之间的博弈”。

许多人认为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衍生品，对此，蔡祥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家混淆了资产证券化和衍生品，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是对抵押贷款证券化，但是其repackage的链条太长，一旦发生违约情况，就会导致一连串的变数”。蔡祥先生认为，监管者意识到了复杂金融产品弱透明性的问题，如美国监管者就开始要求某些简单衍生品从场外转向市场交易，但是由于衍生品的“标准化”难以定义，故该政策推行有所困难。同样因为难以定义而难以监管的还有银行的风险操作。

银行经营模式调整也是金融监管的重要话题之一。世界历史上，银行的经营模式经过了两次重大调整。大萧条中，美国政府为了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控制，于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严格限制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界限。到了20世纪80年代，金融业之间的渗透融合力度逐步加强，原来的分业经营与监管的机制阻碍了金融业务创新和服务效率的提高，1999年美国取消了对于混业经营的限制。目前，存在传统投资银行、私人银行加投资银行业务、商业银行加投资银行业务三种经营模式，蔡祥先生认为，由于存贷款业务和和高附加值业务互相配合，形成较为均衡的模式，因此商业银行及投资银行混业经营的模式会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在未来的监管模式下，固定收益产品和股权产品将受到较大冲击”，蔡祥先生认为，在银行监管定义下，固定收益产品被认为透明度弱且流动性不高，因此对银行来说所要求的资本也就更多，固定收益产品在欧美普遍受到大量削减，而亚洲因为本身在此领域发展程度不高，所以尚有一定空间;反之，流动性较强因而资本要求不高的股权产品在亚洲受到冲击较大，因为亚洲市场受IPO影响极大，目前呈稳态缩减发展。

在国际金融监管的总体形势下，联系到国内金融改革，蔡祥先生表示，“对于中国来说，金融改革更应注重顶层设计，建立基础的传导市场，才能去谈细节性的规范”。

蔡祥先生目前主管大中华区战略股权和融资业务，此前曾任瑞银(UBS)投资银行执行董事，在香港主导亚太区跨境股权类产品的创新，并在伦敦负责股权部在全球与监管制度相关的战略性股权产品设计。蔡先生的职业起步于纽约华尔街的一家国际性律师事务所，曾在巴克莱资本(BARCLAYS)整合莱曼兄弟北美业务时，从事股权资本交易的执行工作。蔡先生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和法律博士学位。(丁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