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谈论中国改革开放，会从深圳经济特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说起；当提起蛇口工业区，自然会评说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而说到袁庚，我们可以从一位清华校友讲述的经历，领略这位中国改革先锋的胆识和锐气，体味蛇口工业区的艰难和辉煌，感受改革开放的跌宕起伏和波澜壮阔。
余昌民是袁庚的部下、学生和忘年小友，曾经和一批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们在蛇口奋斗拼搏，创造奇迹。在余昌民的散文集《人是天地间多彩的云》的书衣有如此的描述：“文理双栖滋养了清晰理路和人文情怀，琴棋书画沾溉了文人气质与艺术心灵。”
我们去拜访他在深圳蛇口的住所。5个小时访谈中，他娓娓道来：时代的洪流、命运的播迁、岁月的磨砺和生活的跌宕。在他平静而动情的讲述中，能真切地感受到一名改革者的坚定和睿智，一名清华人的赤忱和纯真。
人物简介
余昌民，武汉市人，清华大学电机系1964级校友，1970年进工厂。1979年考上清华大学经管系研究生，其间赴日研修。1983年投身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历任企业管理研究室主任、发展研究室主任、蛇口工业区董事总经理助理。现任深圳市清华大学校友会副会长（荣誉秘书长），清华大学校友围棋协会理事长。
“清华的招贴拨动了心弦”
1946年，余昌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在西北师大、中南财大任教。父母的善良和抚育儿女“正直做人”的用心，铸就了余昌民温良、和善的性格底色。
“我的母亲留给我一份珍贵的‘遗产’——详细记录我和妹妹成长点滴的《抚儿日记》。后来等我有了孩子，我也把他们成长的稚趣和酸辛用孩子的语言记写下来，序言就叫《把儿时的光景还给你》。儿女成家的时候，我也分别把日记本送给他们。我感谢我的母亲，我想总有一天他们也会感谢我。”
从小浸润在大学校园，余昌民对阅读、绘画、音乐、体育萌生了浓厚的兴趣。说起小时候的兴趣爱好，他像个孩子一般，快乐地细数那些斑斓的童年往事。“小学二年级时我就用父母的图书证在大学图书馆借书看；我家隔街就是省图书馆，为了能借书回家读，我凭画板报去当了服务员。我喜欢绘画设计，得益于从小就收集邮票、烟盒、和糖纸；我酷爱音乐，是从父母大学校园、省图书馆的广播受到的启蒙，那时每天轮回播放的中外经典歌曲、乐曲、电影插曲在我心中埋下了一粒粒种子；我跟初中同学学笛子、跟邻居省亲的大学生学二胡，后来在清华学笙，又心有不甘地苦练了小提琴、大提琴和手风琴……我从小就爱打乒乓球，蹭大学生的台子；踢过由小到大的各种足球，小小个儿参加花式表演曾经是中学午间的一道风景。”也许因为同一股灵性，余昌民的高中毕业考试几乎全部满分。
余昌民回忆，当年在教室走廊里看高校的招贴，其中有一版“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当时真没看懂，就觉得这12个字拨动了我的心弦。”
1964年，余昌民如愿考上清华大学电机系，分在工业企业电气化自动化专业。1966年6月6日正在西大操场上体育课，忽见人群络绎向西，原来是赶去北大看大字报……随即清华也像失速的马达，冲撞跳踉，不可收拾，眼见共和国跌入“史无前例”的乱象之中……那忘不了的体育课呀，竟然是在清华念书的最后一堂课！
1970年3月“零字班”毕业了，他朝大礼堂看了最后一眼，告别了清华园。他说：“那时候，我的行囊里有三分之一是清华传统的沾溉，三分之一是‘浩劫’磨难的体验，还有三分之一是与工农兵接触的感受。”
背上这件“行囊”，余昌民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回到老家武汉，开始了他的工厂生涯。
“报考研究生对我来说是背水一战”
在武汉冶金机修厂，余昌民当过钳工、电工，然后成了电气技术员，由于勤学、能干、真诚随和，又会吟诗、作曲、写剧本，屡屡为武冶厂争光，很快得到了师傅们的好感和厂领导的青睐。但余昌民心中始终有一个结：“虽然师傅、青工都喊我‘大学生’，但我自己心里有数，专业课没上过，靠自学和下苦功，又能走多远呢？”他曾多次打听母校是否有“回炉班”……时间一晃，就是八个春秋。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如余昌民一般的学子们迎来了重大的人生机遇。“就像是赶一趟末班车，赶上了人生就改变了，这是补偿历史亏欠的唯一的机会。报考研究生对我来说是背水一战，只可胜不可败。”就这样，他开始了一整年扎实备考的漫漫征途。
那时候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女儿刚刚出世。妻子是子弟学校的数学老师，为了支持他拼搏，默默承担起四口之家生活的一切。9平方的蛰居限电十天有九，电石灯蛇信似的火苗抖动，害得他眼睛疼了好一段日子，于是车间办公室成了晚饭后温课做题的唯一选择，夏天吊扇呼呼，冬天铁炉余温，陪伴他度过了四季夜晚……
他把十多年前高等数学、电工基础的习题集全部做了一遍；俄语荒疏了，偏巧自修了8年日语（书页经身揣手摩已薄如蝉翼），居然成了强项。唯有专业课必须自学，大部头《现代控制工程》（日本绪方正彦著）厚重如砖，数学推演森列，余昌民咬牙下决心：“就算是一块铁砖头，也要啃下来！”幸亏……
这时他忽然收到大学班长姜彦福的一封信——他毕业留清华，正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的筹建工作，突如其来的这封信改变了余昌民原打算报考华中工学院的选择，从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姜彦福1979年的信里鼓励他报考清华经管系，他写道：“我们国家太落后了，这也落后，那也落后，而管理科学更落后，国家要上去，这是绝对不可少的……这门科学是真科学自不待言，以其深度和广度也是一般人所不知的，我深信，它的影响和作用要比一般学科更深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新学科的开拓者，这门以运筹学、控制论为基础，以信息论为理论，以计算机为工具的新学科必将在中国大地上扎根，我预料它给民族带来的作用要超过一般技术学科。”
信中的字字句句如及时甘雨润泽了余昌民的心。在接下来的日子，余昌民完成了改变命运的一次冲刺，最终以日语第一、管理专业总分第二的优秀成绩重返清华，成为首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
当时有一个玩笑性质的小插曲：余昌民很快得知了考研的成绩。录取通知书到工厂后，车间主任找余昌民谈话：全厂文艺汇演在即，你要为车间创作一个节目，否则没那么容易走。主任的眼角在笑，他的心里在笑。余昌民选了一首诗，没多久就谱写成了男声四重唱歌曲《云姑娘》，“换取”了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我需要一个舞台、一个试验场”
1980年，日本企业界巨头冈崎嘉平太访华会见邓小平，为支持中国“四个现代化”创立日中青年研修协会，选拔青年企业管理者赴日本企业研修，辅以社会考察。在首批研修生中，余昌民是唯一的在读研究生。在日一年，余昌民在著名企业各个部门体验、研读与探讨，也在中小企业观察、感受与交流，与不同阶层同吃同住同相处，取得了远超预期的收获，这一经历不仅使他见所未见、知所未知，更形成了结合中国国情的理念与思考。他的勤奋与简朴，连同歌唱与围棋，受到东道主的称道。
回国后，余昌民完成学业，交上了一篇平实无华、立足现实、跨界思维的硕士论文：《IE（工业工程）与企业素质的改善》，融进了在日研修的心得，始终聚焦在对人的积极性的探索。已在国家经委工作的同门师兄得知后说：“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呀！”
1982年，新的研究生毕业分配原则有了人性化的变化：“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铁定留校的余昌民突然面临选择：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筹建在即，系领导提出了“妻子借调、孩子借读、住房借用”的“缓兵之计”；再一个是到国家经委走公务员的路，导师叹道：“国家机关的办法也许比清华多。”
一天傍晚，他站在在宿舍台阶上与老同学聊天，第一次听到了“蛇口”的名字。“他们的头儿来招人。那里是经济特区，你去挺合适，”老同学如是说，“没有包袱，没有顾虑，没有条条框框，没有疲沓和说风凉话的人……”转天又飘来另外的声音，有人说那里一是“蛮荒之地”，二是“鸟语比外语还难”；三是自古粤人排外（此说无据）；也有人考虑：孩子将来如何稳当上清华呢？
忽闻蛇口工业区的开创者袁庚正巧在北京。团委小曾（在交通部工作过）热心引见，于是便有了1982年冬日两人骑车夜访的一幕
“第一次和袁庚聊天，我们谈了蛇口和我自己的情况。看得出来我的专业、学历、工作经验和出国经历与蛇口当时的需求非常吻合，他像猎人面对一个找上门来的猎物一样喜出望外。接下来，我们越谈越宽，他喜欢谈美国，我谈日本多。从西方说到东方，从东方拉回西方……”一老一少两个理想者聊得兴味盎然。
“袁庚开放的思想，平易近人的态度，让我觉得自己到蛇口是能有所作为的。我当时需要一个舞台、一个试验场，需要一个信任我、赋予我必要权力的环境，来推进我所想做的事情。现在细细想来，只有这一个动力，可以使我不考虑其他的因素，不顾一切地来到蛇口。”
余昌民说，工资待遇、住房条件他一概没有要求，心里所盼，只是施展的舞台和一家四口的团聚。
多年后，袁庚的左膀右臂梁宪神秘地透露，当晚袁庚给他打来电话，难抑欣喜：“挖到了一个‘宝’！”
“清华失一小余，无妨大局，蛇口得之，如虎添翼”
1983年3月，袁庚邀请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南下考察“改革开放试管”蛇口。校长要经管系派教师陪同，经管系指定了余昌民和另一位教师——希望校长对余昌民留下印象，亲自出马留人。
第一次来到蛇口看到的景象，余昌民今天依然历历在心：“海滩上浅波晃漾，有许多集装箱改装的小屋，几处不大的工厂、几栋工业厂房，其他除了工地，就是荔枝林。”这番景象也许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但是当遇见踌躇满志的年轻干部、散发诗刊小报的清华毕业生、身着多彩工装在晚霞中飘过的青年女工，余昌民感受到了一派清新、蒸腾的新气象。
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渡海赶来，极富感染力地向清华来客介绍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和改革探路的蓝图，余昌民的心里一首朝气蓬勃的协奏曲已经奏响。最后一晚细雨蒙茸，梁宪悄悄对余昌民说：董事长向校长谈了他的毕业分配问题，刘达校长委婉地回答：“我个人不便决定，回京后研究吧。”
“在人生的关键路口，需要奋力而争。”回京后，余昌民给系领导写了一封诚挚的信，表达了投身蛇口的意愿，分析了关注开放前沿、支持改革试验、研究经济现象、结合清华教育几层关系。几天后，经管系主任董新保来到宿舍与余昌民谈话，传达了批准他分配到蛇口的决定。董老师最后说了一句十分暖心的话：“即使你没有选择留下，也不会改变我们对你的看法。”
回忆及此，余昌民感慨地说：“老师的评价是无价的财富。纵使我飞向了远方，这笔财富也将伴我终生。”
一天，接系办通知，余昌民去校长办公室，刘达校长递过一封袁庚的来函，当余昌民读到“关于小余之事，同志们对您的大公无私精神至为赞佩，清华失一小余，无妨大局，蛇口得之，如虎添翼……行看清华桃李满天下，工业区将受其惠”，不禁双目莹然……校长温和地说：“你就留作纪念吧。”
这封信承载着一个时代、两个善良通达的领导人和一则感人的佳话。
这封信永远被余昌民珍藏着，也展示在深圳博物馆和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他说：“虽然‘如虎添翼’是礼貌谦和的说法，是对清华大学的褒扬，但也是对我一生的鼓舞和激励。”
1983年夏天，余昌民举家从武汉迁往蛇口工业区。家中最值钱的几大件：一副棕床、衣柜、厨柜、书柜、一辆自行车，全部火车托运到了南国，正在管理干部培训班受训的清华年轻校友们纷纷协助卸的车。
“我把最重要的岁月留在了蛇口”
余昌民1983年7月到蛇口的时候，蛇口工业区刚刚完成从建设指挥部到管理委员会的转型，他从企业管理室业务员做起。除了招商引资、服务协调的日常工作，他还留心调查研究，撰写了蛇口三洋（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外国独资企业）调查报告，指出以香港职员为主的管理有别于“日本式管理”，也阐述了工场长（车间主任）相对的独立自主权较传统的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与积极性。他还撰写了“海上世界”（法国退役邮轮改造的旅游设施）经营诊断报告，分析了管理中的疏失，提出股东追加投资才是用好“金字招牌”（指邓小平题字）、企业振起的唯一出路。这两份报告起初无声无息，一直到袁庚董事长阅后，大加肯定，写下重要的批示，才为时人所重。
余昌民历任企业管理室主任、发展研究室主任，蛇口工业区总经理助理，是第二届董事会的民选董事。换届以后，曾任蛇口工业区文化艺术发展公司总经理。
余昌民领军的发展研究室，工作涉及蛇口工业区的制度设计、改革研究、发展规划、项目策划、区外拓展、人才培育、文化塑造、社会调查等项工作，被称为蛇口工业区的“智囊团”。他在发展研究室的时光找到了自己，展示出能力与风格。
“当我力所能及地自主耕耘一块土地的时候，自然地注意营造适合对蛇口有用之材栖息与施展才能的环境，幸亏又有蛇口高层的理解和人事部门的配合，一批素质较高、知识结构较新的综合型人才陆续靠进了这个小小的港湾，找到了发育的空间和日后壮阔航程的起点。”余昌民的书中说。
一份《研究室公约》不胫而走，被传抄，被《读者文摘》转载，有人被文中的氛围深深吸引，迈开了奔赴改革前沿的步伐。互联网上称之谓“史上最牛的办公室公约”。
余昌民说，《公约》本来是无心之作，寻常的部门规范，同事唐文勇起草，余昌民翻新，但其中的人文关怀与理性光芒，以及既温文尔雅又清丽飘洒的文字，让它成为一笔润物细无声的精神财富，犹如晴朗的天空，有一种浏亮的士气、放达的豪情。
他说，自己把最重要的岁月留在了蛇口，从37 岁开始，15个春秋冬夏。
在清华大学建校107周年之际，深圳庆祝大会特别安排了“改革开放四十年 致敬清华老学长”表彰仪式，余昌民在感言里说：“在蛇口，我做了三件事：一是作为袁庚的学生，做了得到他认可的工作；二是吸纳、识拔了一批人材，他们成为了今天招商蛇口的栋梁；三是出手了一篇撩动过许多人心旌的《研究室公约》。”
“袁庚不仅是工作上的领导，更是我的人生导师”
回忆起陪伴袁庚的时光，余昌民的双眼闪出亮光：“袁庚不仅是我工作上的领导，更是我的人生导师。”
余昌民有不错的艺术感觉（2022年将校友诗作《山里的孩子思念你》谱写成了四部混声合唱），在工作中多次编撰、设计《蛇口工业区投资指南》与《招商局集团》大型画册。他清新的文字、富赡的意境、特别是精神认同与风格把握引起了袁庚的注意，因此时常从袁庚那里捕捉睿思，一起商榷文字。如1990年版《招商局集团》画册《前言》的最后一段，至今读来依然使人气爽，有提缰跃马的冲动：
我特别要提到蛇口工业区，这个充满朝气、性格开放而又永不知足的港口社区是我们和国内外投资者以及数万名员工的共同作品。她毕竟不是完美无瑕的，但是她那吸纳人类文明精华的强烈动机使她同时具备了对于各种挫折的承受能力。我深深体会到，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比引进资金和技术远为艰难，而唯有如此，即给人以尊重、关心和理解，激发观念的进步，他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释放出无可估量的能量。
1990年版《招商局集团》画册内页。
余昌民曾为总参撰写袁庚小传，限200字。原稿最后一句是：“1993年退休，其传奇般的经历、卓越的胆识和极富魅力的人格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页。”袁庚阅后，对全文只修改了最末一个字——将“一页”改作了“一笔”。余昌民说：“古有‘一字师’；今天这一个字的改动，映带出的是袁庚的文化、智慧和胸襟。”
余昌民随袁庚出席在法国举行的活动，被安排在招商局创始人李鸿章住过的大饭店下榻。（1993年9月，巴黎）
1998年，为迎接蛇口工业区二十周年，《见证蛇口》一书请袁庚作序。袁庚采纳了余昌民关于“爱迪生的灯”这一取喻的建议和保留老人一贯风格的恳求。《记忆、理想与爱迪生的灯》一文的结尾，
如今已经化入了蛇口人的心中：
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八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暂的八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的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确确留给了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
余昌民幸运地有许多往袁宅趋庭聆教的机会。
在余昌民心里，袁庚具有高瞻远瞩的远见、冒死而为的胆识、清廉身正的恪守和长袖善舞的智慧，是一位开拓型、魅力型和情怀丰满型的领导和改革家。
2016年1月31日，袁庚逝世，享年99岁。余昌民闻讯，含泪提笔写下挽联：“蛇口人醒来，悲情化入遍地冷雨；老爷子走了，爝火已成漫天云霞。”后来，余昌民又撰写了一个正式的版本：“半生戎马固我江山智勇双全老战士，一心图强重铸民魂彪炳青史改革家”，这副挽联用在了袁庚备极哀荣的官方告别仪式上。蛇口人说，这30个字准确地概括了袁庚老人的一生。
这样的手迹，余昌民视为宝物珍藏着。
“人有波峰低谷，莹莹清华如灯”
1989年至2000年，余昌民担任深圳市清华大学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秘书长。那是在互联网诞生之前，余昌民主编了邮发小报《清华人通讯》，内容除了母校动态、校友佳作、合作商机，还有 “征婚启事”，扎扎实实地为校友服务。他还将校友会活动按从业与兴趣划分了“板块”，以适应深圳这一创新兴业之地的特点。
许多校友多年后还记得余昌民的一次“大胆”之举：有一年校庆活动，嘉宾、政要已经到位了，政协礼堂前厅仍然熙攘鼎沸，余昌民见状，走到台上，示意关了音乐声，开始讲话：
“我最幸福的日子，是在一个女人的怀里度过的……”全场哑然，人们开始往里涌，泛起的嗡嗡声一点点增大；
“那就是我的母亲。”哗的一声，像高闸泄水，然后是笑声；
“我最留恋的时光，是在一个摇篮里的金色的时光……”笑声收住了；
“那就是我终生怀念的清华园！”
在骤雨般的笑声、掌声中，他宣布纪念大会开始。
近年，余昌民被深圳校友会推举为“名誉秘书长”。
“我还有幸见证了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和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创立和成长。”深圳在余昌民看来，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是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地利”，牢牢把握，善加发挥，必能形成特色，而特色是制胜的利器。
2023年5月，在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举行的深圳校友会四十周年座谈会上，余昌民深情地回顾了几段往事：
“1984年第一次在深圳参加校友活动，是在东门（现在的麦当劳光华店附近）的一家二层酒楼上，那时十来个人，说着事，吃一块碟子里的饼干。1988年校庆活动移师蛇口碧涛剧院，有400多人参加，袁庚也来了，他的讲话睿智风趣的开篇——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和满清留美学童乘船越洋看清华与招商局的渊源——令所有人印象深刻。”
“有一年会长、我和市长的同班同学前去邀请市长出席校庆活动，眼见市长‘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几无暇隙，很难插话细述，这时会长示意我，我开始说：‘校友情谊伴随一生，全世界不论总统还是平民，都非常重视；人生潮涨潮落，校友关系永远不会变。’这时市长抬起头，顿住，说：‘好吧，我去。’”
他又说，“我的知识和眼光是在清华大学的摇篮里形成的，母校赋予了我信念、勇气和力量。母校永远是我们的老家。”
访谈的最后，77岁的余昌民说：“我有三句话分享给清华校友：一是勿辱母校之门楣；二是勿薄校友之情谊；三是人有波峰低谷，莹莹清华如灯，需要时，我们永远可以回到母校的怀抱。”
1988年，深圳的清华校庆活动在蛇口碧涛剧院举行。（前排中：袁庚与罗会长，右二：余昌民）
2018年，深圳校友会为献身深圳的清华老学长庆功。（右二是余昌民，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文：林洲璐
编辑：戴雨静
图：受访者提供
鸣谢：深圳市清华大学校友会
审核：陈超群
